毛细管式的权力渗透，首先表现为“监控手段”。在第三章中，塔格延续了他对阿尔都塞“意识形态”概念的使用。在这一理论支撑下，塔格从西方警察系统的发展着手，指出警察队伍对国家机器的从属与表征功能。他提到了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：从1829年罗伯特·皮尔担任内政大臣时通过的《议会法案》开始，英国警察队伍的雏形也开始显现，与之相伴的是明确的等级制度的建立；到了1856年的《议会法案》，警察队伍从城市扩展到乡村，并且由中央提供明确的薪资和设备费用，同时还有负责报告警察队伍运作效率的相关机构。而随后，摄影也开始与警察队伍“合谋”，照片开始作为身份证明被加以使用，最为典型的则是用于记录罪犯的档案，而且，警方也在逐渐完善对罪犯“大头照”的要求，包括采取正面免冠照片，对于侧面照也有明确的规定。这种用于监狱系统的照片-证据很快就被广泛应用到其他领域：交通案件、法庭证据、法医工作、犯罪现场等等。换句话说，以警方为代表的权力机构，他们的相机时刻都在对准被治理的对象，尽管不像今天一样有着发达的监控摄像技术，但当时摄影在权力机构的应用中，同样依靠庞杂的档案库建立起对个人的“监控”。

       按照塔格在本书导言所说的，在摄影与权力机制合流的过程中，权力和意义会建立起一种彼此“互惠”的关系，对此他也提出了“权力政体（the regime of power）”和“意义政体（the regime of sense）”这两个概念，来描述和强化这种互惠关系。对于照片作为证据，介入权力和意义两个政体的过程，他用福柯式的论述进行了爬梳。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规训机制的发展，包括犯罪学、精神病学、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兴起，使得照片能够以“证据”的方式介入规训机制的运作中。统治阶层也需要在社会发展的同时，发展自身对于真理和权力的阐释方式，而在当时，几乎与“真实”捆绑在一起的摄影为他们提供了崭新的规训路径。以照片为主体的档案库随之建立并发展了起来，对档案库中照片的储存、分类、抽调和展示使用，则统统都伴随着权力规训的意志左右其中。

       摄影从来都不是中立的

       照片怎样作为证据、监控手段和纪实宣传，逐渐形塑一个表征政体呢？塔格先以阿尔都塞式的论述阐明了他对于摄影的态度，摄影从来都“不是中立的”。在第一章“影像的民主：肖像照和商品生产”中，塔格指出了现代摄影产业从一开始就注定的“垄断”性质。早期肖像照产业和技术的发展，包括银版照相术再到后来柯达胶卷的技术革新，这个发展历程见证了摄影，尤其是肖像摄影从最初的资产阶级专享，以及肖像摄影师这一群体对技术的垄断，再到胶卷时代摄影术的普及化、日常化。一般人对于肖像照的需求不再需要求助于特定技术群体，而可以自主生产。这固然是影像的“民主化”进程，但这也造成了摄影的过剩，大量生产的照片，意味着掌权者同样有机会将摄影纳入自身的规训体系之中，从而将摄影“体制化”，而他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。因此，摄影术从诞生开始就伴随着明确的权力关系，自始至终都为某一特定阶层的垄断所把持。而在“证据、真理和秩序：摄影档案和国家发展”这一章中，塔格强调了国家权力对于摄影术的收编。

       约翰·塔格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（Binghamton University, SUNY）的艺术史教授，《表征的重负》是他已出版的三部专著之一，全书由七篇文章构成（其中一则是他的“工作活页”），讨论了摄影如何以“纪实”的方式，伴随着19世纪末以来规训机制的强化，达成与权力机制的共谋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作为表征手段的摄影，被赋予了意义的“重负”。

       一张照片，对于身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可能是一次出游的纪念，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的记录，这类照片的意义指向了某种历史的建构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组成一个人所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一张照片也可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某种身份的证明，例如大多数人都拍摄过的证件照，就起到了这样一种功能。我们似乎总会吐槽证件照里自己被“拍丑了”，但换个角度想，这种吐槽其实是无效的（同样无效的还有近来兴起的各类把人“拍得好看”的证件照），因为管理、处置证件照的权力主体并不在意照片上人的颜值，他们只看重如何通过视觉证据来确定你的身份，从而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

       具备“表征”功能的照片，既可以是一段或美好或悲伤的回忆，也可以是——按照约翰·塔格在《表征的重负：论摄影与历史》（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）一书中所说的——是“证据”、“秩序”、“监控手段”、“法律财产”，当然还可以是对权力机制的宣传。初版于1988年的这部著作，在30年后也与中文世界的读者相见，书中对于摄影与历史、权力关系的讨论，在当今这个“数字化时代”似乎仍未完全过时。